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防治校园欺凌，校方该承担什么角色？（主题）

法治日报记者 赵丽 实习生 刘姣姣

调查动机

近日，一段视频引起社会广泛关注。视频中，北京某学校一名女生长期受到同班同学的诋毁、羞辱和辱骂。经过调查，多名施暴者被校方处罚。

类似的事件屡见不鲜。近年来，网上曝光校园欺凌事件时有发生：在山西襄垣某学校，一女生因怀疑另一女生传闲话，与4名同学在学校厕所对其掌掴，受害女生被抽到嘴角流血，还要赔笑脸；在重庆奉节某学校，一女生被多名女生围殴、辱骂、狂扇耳光，还有人在一旁拍视频大笑；在海南临高某学校，13岁受害女生被一群女生拳打脚踢后哭泣求饶，最终造成耳膜穿孔……

这些视频曝光后，各方积极跟进解决，事件看似得到妥善处理，但人们不禁要问：当事人为何不选择向学校、老师报告，而进行网络曝光？如果没有欺凌视频或者视频没有被曝光，校园欺凌事件会得到及时、有效解决吗？校方在制止、预防校园欺凌中应该承担怎样的角色？记者对此进行了调查。

在北京执业的心理咨询师孙薇前不久收到一条求助短信：“我遭遇了校园欺凌，告诉老师了，可老师并不打算真正处罚她们。那我该怎么惩罚她们？请给我一个合理的惩罚方法，不合理也可以。”

发这条信息的，是一名正在上初中一年级的女孩。她信里反复使用“惩罚”二字，字里行间流露的愤怒和绝望，让孙薇的心跟着揪了起来。

孙薇曾接触过多起校园欺凌事件中的受害者，她总结出两个问题：一些学校的老师对学生之间的身体或精神伤害行为没有评判意愿，往往选择“和稀泥”；虽然很多人在成长过程中遭到了不同程度的伤害，但长大后往往选择遗忘或淡化，用沉默掩饰痛苦。

可是校园欺凌，不论是对受欺凌者还是欺凌者来说，都可能会造成巨大的伤害和阴影。近日，在多起校园欺凌事件通过网络曝光后，《法治日报》记者采访了多位校园欺凌亲历者和业内人士，他们一致认为：对校园欺凌的漠视比欺凌本身更可怕，学校应该增加担当作为。

校方是否关注

结果迥然不同

孙薇之所以如此关注校园欺凌问题，因为她自己曾是一名受害者。

拳打脚踢、起侮辱性外号、说各种不堪入耳的话，最终被20人堵在食堂门口殴打，结果学校仅对动手的几名学生停了几天课，后来就不了了之。最让孙薇感到无力的，是一位校领导说：“她们为什么不去打别人，偏要打你啊？”

在这样的境况下，年幼的孙薇开始自虐。害怕家长发现，她在自虐时从不让自己出血，直到两年后，父母才知道了这些事情。可父母的反应让她再次陷入绝望——“只是孩子们之间的打打闹闹”“为什么只打你，不打别人”……

幸运的是，上大学后，孙薇学了心理学，她通过心理疗愈认识到，幼时的经历并非她的过错，便慢慢走了出来，还成了一名心理咨询师。

在孙薇接触的校园欺凌案例中，很多受欺凌者都有着这样的感受，“不被老师当回事”。

肖玲，是孙薇印象最深的“被漠视”的受欺凌者。

遭遇校园欺凌后，肖玲向老师求助，希望老师能警告同学别再欺负她，却只得到“知道了”“下次看到就批评他”等回复，此后同学的欺凌变本加厉。肖玲没有停止求助，她的方式是“既然老师看不见我被欺负，我就让老师看见”。她每次被欺负后就哭着跑去办公室，只要别人对她有过分的行为，她就让父母找老师，如果老师不管，就去校长办公室。

在肖玲的坚持下，情况好转了，可也留下了创伤。“后来的无数个日子里，每当我情绪差的时候，我就想向欺负我的人砸椅子，想骂那位老师。我知道，心里的伤口并没有愈合，它可能结痂了，但是疤痕还在，有时候不经意的一件事就会撕开伤口，让我陷入以前的痛苦。”肖玲这样对孙薇说。

如果校方给予的不是冷漠而是关注呢？记者采访多位受欺凌者发现，结果迥然不同。

“他们随意撕我的作业本，围在一起做出拿凳子砸我的动作，只希望听到我恐惧地尖叫。甚至通知我放学之后要揍我一顿，让我不得不每次放学回家都提心吊胆将自行车蹬得飞快……太恐怖了。”目前在北京工作的陈染，回忆起中学时遇到的校园欺凌仍然心有余悸。

幸运的是，陈染遇到了一位好老师。“当时我无心读书，理科差到极点，在极其注重升学率的学校，我本该是被放弃的那一批，可我的老师并没有漠视我。他知道我的情况后，先是找来那些同学的家长，和他们讲述了事情的严重性，并且给那些同学警告。然后将我调为学习委员，开始管理班上的一些事务，让我在那些同学面前有一种十分被老师信任的感觉，同学们对我的态度开始慢慢变化。”

缺乏相关教育

未设举报机制

在天津市某小学老师李立看来，校园欺凌很多时候都是从小事情开始的，比如让其他人把座位让出来、向低年级学生要零食等。作为老师，可能会因为不涉及自己班学生而不管，也有可能因为被欺负的一方没有告诉老师而不管，或者觉得不是什么大事而放任，从而导致不良行为逐渐升级为校园欺凌，甚至发生严重的暴力行为。

不过也有些老师表示，“有苦说不出”。

河南省许昌市某高中老师李华说：“为了防治校园欺凌，学校采取‘时刻紧盯’的人防措施，班主任天天跟学生捆绑在一起，晚上就寝时间段则是班主任和宿管分别值班，基本就是无缝衔接。但由于一些施暴都是秘密进行的，除非被欺负的学生主动报告，否则还是存在发现难的问题。”

而现实中，有不少被欺凌者选择忍气吞声。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“青少年法治教育研究”课题组2020年至2022年针对3108名未成年学生的调研显示，面对这些校园欺凌，20.3%的学生要再次发生同样的事才会向老师、校领导或家长报告，还有1.9%的学生从不报告。

中国政法大学教授、青少年犯罪与少年司法研究中心主任皮艺军分析，校园欺凌的受害者往往不知道如何求助，一些孩子被欺负后不敢吭声、反抗，一是害怕欺凌者实行报复，二是不想惊动家长，把事情闹大，可越这样越容易被欺负。

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发布的《校园暴力与欺凌-全球现状报告》指出，许多校园暴力与欺凌的受害者不会把他们的经历告诉任何人，其理由包括不信任包含老师在内的成年人、害怕产生不良影响或遭报复、负罪感、耻辱感或困惑、担心不会被认真对待或者不知道去哪里寻求帮助等。

“我们也注意到，在一些校园欺凌行为发生后，有的旁观者或当事人没有选择向学校、老师报告，而是直接上传网络。究其原因，可能是学生并不认为老师是可信赖的，或者被威胁不准向老师报告。”江苏省南京市某高中老师徐婷说，在一些学校，老师关注更多的是学生心理问题，校园欺凌并不是重点关注范围，也有老师不知道怎么界定校园欺凌。

华东师范大学法学院教授、未成年人学校保护研究中心副主任任海涛长期关注这一问题，他发现大部分学校缺乏关于校园欺凌的教育，学生不知道什么是校园欺凌，也不知道欺凌发生后去找谁，学校多在欺凌行为发生后才介入。

“有效发现校园欺凌需要通过以下途径：第一，各级教育行政部门公开校园欺凌的举报电话；第二，学校建立相应的举报机制；第三，家长注意观察孩子是否存在厌学、学习成绩突然变差，身上有不明伤害、财产损失等特殊情况，这些情况的出现，有可能发生了校园欺凌；公众要正确认识校园欺凌。”任海涛说。

但通道似乎并不完全通畅。任海涛曾调研了很多学校举报电话的设置情况，结果不容乐观。

“根据《未成年人学校保护规定》的相关要求，学校应公布学生救助或校园欺凌举报的联系方式并明确负责人；要及时发现、调查处置校园欺凌事件。但现状是，并非所有老师都接受了相应培训，即使在一些一线优质学校中，老师对保护学生避免校园欺凌的责任观念也不强。”任海涛说。

西北政法大学教授彭涛也注意到，不少学校没有设置学生救助或校园欺凌的举报电话机制，“建立人防、物防、技防机制需要经费支持，有关部门需投入资金，单靠学校很难做到”。

无法有效应对

出事急于掩盖

如果被欺凌者主动报告了、求助了，效果又如何？多位受访者称，如果校方处理不当，收效甚微。

来自河北省的周芳遭受校园欺凌后，一开始尝试向老师求助，但因为欺凌大多没有实质性暴力行为，学校给的处罚也“轻飘飘”。老师找那些同学谈话后，欺凌者反而变本加厉。

同样，在湖北省武汉市读大学的李毅回忆说，自己从小学二年级开始遭受校园欺凌，直到五年级被欺负得实在受不了，才说了出来，但老师只是采取了给欺凌者增加作业这类不痛不痒的惩罚，“根本没有任何作用”。

之前的一项校园欺凌调研显示，当班里有校园欺凌事件发生时，大多数老师表示会去制止，也有70.3%的老师坦言无法有效应对。

广东省某中学老师汪希对此深有体会。她注意到，学校对于校园欺凌的重视度不够，老师们对于此类现象有点避而不谈，且缺乏相关培训，老师们不能第一时间发现此类现象，即使发现了，也没有很好的办法去调和处理。

任海涛曾接触过这样的案例：家长向老师反映，有同学把石子塞到自己孩子嘴里，“不管这属不属于校园欺凌，至少是学生之间的矛盾纠纷，老师应该第一时间调查清楚，比如调查受害人、行为人、旁观者，调查后要及时反馈给家长，并且进行处理。但老师不作为，家长也不敢继续追究，害怕孩子在学校受到不公平待遇或被排挤”。

“一些学校的老师、校领导对校园欺凌并不重视，出了事又急于掩盖。这也是为什么校园欺凌难以被发现，因为学生举报了、家长反馈了，有的老师并不管。”任海涛说，甚至在某些地方，学校明明已经发现有校园欺凌现象，却还要掩盖。

“一旦有关部门开始治理校园欺凌问题，有的学校便大张旗鼓请专家做讲座、做宣传，等‘风头’过去就恢复原状。”这是任海涛发现的典型“运动式治理”模式。

“纯属纸上谈兵。校园欺凌没有被发现时，都认为自己学校没有问题。”任海涛在调研时还注意到了这样的情况，“不少校长拍着胸脯说自己学校绝对没有校园欺凌问题，但我们暗访发现，存在疑似校园欺凌事件。”

在任海涛看来，也正因为如此，一些学生发生校园欺凌后宁愿选择网络曝光，“我在调研中的确遇到过这种情况，有的地方政府或学校接到校园欺凌的报告，不希望事情扩大，但又处理不好。最后受害人选择网络曝光，这样在全社会形成舆论压力，促进事件解决，比如最近那起‘山西襄垣三中欺凌事件’中，校长、副校长被停职、免职”。

（文中受访者除专家外均为化名）